“晚上我睡不好的时候，有一了百了的想法。”电话那头，一名家庭主妇在哭诉。

4月11日中午，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热线室志愿者李雪（化名）接到了当天的第17个电话。她戴着黑色的耳麦，倾听求助者讲述自己的经历，不时柔声与她一起探讨解决方案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从2004年成立至今，该中心已经接听了22万个求助电话，其中有1766个是高危来电。

“近二十年来，有自杀倾向的求助者群体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。19到29岁，以及29岁到39岁是两个高峰，同时中小学生的比例也在增加。这和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有关。”4月18日，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宋海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值班志愿者在热线室里开导求助者

赶在“坠崖”前接收信号

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朱廷劭表示，自杀一般是突发行为，但在自杀行为发生前，很多人会发出求助信号。

有的求生信号没有被及时注意到，就会在漫长的压抑中熄灭。

在信号熄灭之前，有没有办法，能够尽可能快地看到、听到他们的求助？

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，有这样一通全年无休的热线电话，随时准备着向悬崖边的人伸出援手。

2004年，杭州成立了国内首个由政府主办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，也是国内第二个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的中心。从开通到现在，已经接听了22万个求助电话，其中有1766个是高危来电，并且，高危来电的数字在不断增加。

“心理援助热线的意义，是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，给求助者一个放弃自杀的机会。”宋海东告诉记者，求助者有自杀未遂史或者已经制订了具体自杀计划的求助电话，通常会被认定是高危来电。

从2014年至2022年间，心理援助热点中的高危来电数呈增长趋势

不是谁都能当上这里的接听员。上岗之前，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志愿者们，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培训，接听流程、干预流程，都有清晰专业的步骤。

热线室里张贴着热线电话接听流程图

心理疏导+社会援助

自杀倾向的背后，往往有各种复杂的原因，并非一句“想不开”可以简单概括的，遗传生化、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都会有影响。

“自杀并不等于抑郁症，后者可以通过药物缓解，前者有时候只能依靠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。而当无法从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朋友等社会资源中获得支持时，更容易出现自杀倾向”。

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，都有可能把人拖入泥沼。一层层的压力叠加，到最后，哪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而对于这些“孤立无援”的人，有时候，几分钟的倾听可能会让一切变得不一样。

在做这件事的，不只他们。在搜索引擎上搜索“自杀”，会显示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。

有人组建起专业的心理志愿者团队，“卧底”在网络各个角落，捕捉求生的信号。更多的人并非专业人士，但在上网时，愿意对每一个情绪低落的人释放善意，倾听他人的烦恼。

求助人心中通常有着矛盾心理，而这也正是干预存在的意义。

心理援助热线能做的，是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。但在情绪平复之后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

因此，心理帮扶只能是其中一个方面，想要挽救生命，社会力量不可或缺。

人才缺口巨大

电话挂断，工作还没有结束。对于那些“高危来电”，志愿者们还会在电话沟通后的两天内回访，确认对方的状态。“如果能在后续给他们提供持续的心理援助，干预效果会更好，但目前中心的人力和物力不足以支持。”宋海东说。

尽管目前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的队伍已达六十多人，但应对逐年增长的来电量仍然捉襟见肘。去年一年有36000个求助电话，即便所有人工作量已经极度饱和，也只能接听其中的16814个，不足一半。

据介绍，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里的志愿者经过严格筛选，需要有心理学方面的学科背景或者相关资格证书。通过面试后，志愿者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和跟诊实习，在几次模拟连线合格之后才能坐到热线室里。这个周期往往需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。

“某种程度上，接听热线电话的志愿者们也是一个高风险人群，这也是需要专业志愿者的原因。”宋海东表示，情绪具有传染性。在接听热线电话的过程中，有的志愿者也会被裹挟进抑郁悲伤的情绪泥沼中，甚至自己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。

此前曝光的“约死群”，也正是这样在“低气压”的氛围中，把负面情绪激发出来，并扩大影响到其他人。

因此，宋海东和同事们会定期给志愿者们做督导，把负面情绪宣泄出来，学会调整自己的内心。

原标题：《19年，22万个求助电话》